1922年7月的上海，并不算凉爽。16日这天傍晚，南成都路一带的石库门里，弄堂口卖凉茶的小贩收摊格外早。街面安静下来时，辅德里625号的一扇门，却在悄悄开合。进出的人不多，衣着普通，步子匆匆，彼此点点头，很少多说一句话。这些不显眼的身影，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着一个刚成立一年的新政党，也肩负着此后中国革命的方向抉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很有意思的是，这场大会在后来党史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却在当时刻意“压低声量”。会址不断更换，代表名单长期不完全公开，连是否有毛泽东出席，都在史学界争论了多年。这种复杂的历史细节，恰恰映照出那个年代政治环境的险恶，也折射出早期中共中央在探索道路时的犹豫、坚守与转折。

一、从“南陈北李”到辅德里：二大筹备与代表之谜

时间往前推几个月。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起草并签发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份通告定下一个看似平常却意义重大的时间点——“明年七月开大会”。当时，一大刚闭幕不久，党还不到百人，地方组织稚嫩，许多同志甚至彼此未谋面。但陈独秀已经意识到，要想让这个新党真正立得住，必须有更完整的纲领和章程，要有一次系统规划全党工作的会议。

到了1922年6月，全党党员已由一大时的五十余人增至近两百人，上海、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的组织陆续建立，一些工人运动也开始冒头。中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方面，已经不是书斋里的“学会”，而是在摸索如何走向工厂、码头和矿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主要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附近活动，会址多次变换，核心工作则在这座石库门住宅内完成。这里曾是李达的寓所，也是早期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选在此地开会，一是方便隐蔽，二是有利于文件起草、印刷和传递。

一大在望志路遭法国巡捕闯入的教训，给了党极大的警醒。因此二大采取了更为严密的保密措施：分组小会为主，全体会议只开三次，并且每次换地方。整体会期八天，一切行事低调谨慎。

从现有档案看，二大共有12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其中包括中央局成员和各地代表以及远东会议归国代表等。从身份可以确认的有11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至于第12人的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这一点，牵扯出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参加二大？有的文献统计表曾将毛列入二大代表名单，但毛泽东自己却多次明确否认。1930年代，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起往事时，用了一句挺生活化的话：“我本想出席，却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后来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上，毛又打趣地说自己是“逢双数的大会都没有参加”，并点名二大没到场。

李达在1955年的回忆中也证实，毛当时确实没有出席二大。这样看来，把毛泽东算入“12人代表”的早期记载，更多是后人统计上的误差，而不是事实。而那位至今未能查实身份的第12位代表，则成为中共早期历史中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小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这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唯一一次。张国焘和王尽美刚刚从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来，带回了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最新判断，但马林本人不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层借此间隙，安排了这次完全由自己主持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说，这个安排背后的意味相当清晰——既要学习共产国际，又要保留一定的自主判断空间，尤其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

二、远东会议的余波与“无代表参加”的刻意安排

要理解二大的诸多决议，绕不开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那次会议是共产国际针对华盛顿会议而召开，邀请了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共产党人和民族革命人士参会。中国方面，张国焘、王尽美等人出席，列宁在病中仍坚持接见了代表，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

在莫斯科，张国焘等人听到的核心观点，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统治”，而不是立即实行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阶段划分和斗争目标。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央详细汇报，在上海的讨论里面，远东会议精神成为重要参照。

问题在于，早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华的主张，与陈独秀等人存在明显分歧。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足以独立领导革命，应当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工作。这一点，在广州、北京、长沙等地不少同志那里引起强烈抵触，陈独秀本人也持坚决反对态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应当独立建党、独立展开工作，不能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分队”。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选择在马林离华之机召开二大，显然是有考虑的。一方面，党必须根据远东会议精神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策略；另一方面，也想在缺少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集中讨论党纲、党章和统一战线问题，形成较为自主的决议。可以说，二大既是承接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系统、自主回答“什么是中国革命”这一根本问题的会议。

会议期间，陈独秀首次以中央局书记身份亲自主持，他代表中央作一年来工作报告；张国焘则汇报远东会议情况，介绍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现场讨论并不轻松，有不少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观点的拉锯中不断接近结论的。

表面看，二大会场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是不是要与其他政党合作、如何处理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问题日后数年内多次成为争论焦点，而在1922年的那几天，已经初露端倪。

三、纲领与“十二个决议”：从最高理想到现实任务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原则性文件，偏重强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随着国内现实斗争的展开，单靠这些抽象目标，已经难以指导纷繁复杂的局势。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二大党纲的直接前奏。文件 blunt 地指出，所谓“中华民国”其实被军阀掌控，是一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这些军阀屡屡与帝国主义勾结，成为内忧外患的根源。这份主张第一次用比较清晰的语言提出：要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要与“比较是真的民主派”的国民党等革命力量建立共同战线。

在此基础上，二大通过了十二个十分关键的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宣言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进行了系统界定，它的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层面：

一是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党认为眼前的革命不可能直接跳到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一提法，标志着党从最初单纯套用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转向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考。

二是点明革命对象。宣言将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封建军阀，列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剥削之中最严重的并非一般资本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统治。这种判断，事实上把矛头从国内普通资产阶级转移开来，留下调整策略的空间。

三是界定革命动力。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革命主力；民族资产阶级则被视为可以联合的力量之一。这一点与一大“把整个资产阶级都视为敌人”的早期看法形成鲜明对比，意味着党在阶级分析上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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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阐明革命前途。二大强调，这个民主革命并非终点，而是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阶段，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这种“分两步走”的思路，后来发展为更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说源头在此。

宣言中，最高纲领讲的是最终目标——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劳农专政政权，消灭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则面向当下，集中在三件事：结束军阀混战，开云app在线体育实现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统一全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用极为概括的文字，把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个划分既接受了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又突出中国自身特点。试想一下，一个只有不到两百党员的党，却已经在思考如何走完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两个大阶段，这种视野与胆识，在当时的政治力量中并不多见。

除了宣言和党章之外，二大还通过了关于世界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议会行动、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章程等一系列决议。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工会、青年、妇女的文件，第一次较系统地提出了党在这些工作领域的方向要求，为此后一系列群众运动提供了基本遵循。

有一点容易被忽略：这整套“十二个重要决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介入的情况下，由中共领导人独立讨论并形成的。无论后来如何调整，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是一味被动执行，而是在主动探索。

四、党章、纪律与群众：一个新型政党的雏形

二大的一大“名物”，就是诞生了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全文六章二十九条，虽然篇幅不算长，却基本勾勒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骨架。

这部党章最突出的特点，有三方面。

一是强调严密组织。党章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关系，强调纪律与服从。中共一大时，只设中央局这一临时领导机构，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到了二大，根据新党章的规定，正式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等分管组织、宣传。这标志着中央领导体制初步成形，党的“指挥中枢”从此名正言顺。

二是突出“纪律”概念。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对党员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做出严格规定，尤其将“泄露本党秘密”列为必须开除的严重违纪行为。这是中共第一次把保守秘密上升为党内铁纪，且将“本党秘密”的范围扩展到方针、策略、活动、文件等一切不能公开的信息。可以说，在白色恐怖随时可能降临的环境下，这种规定不是书面文章，而是生死线。

三是严把入党关。章程要求入党必须有党员介绍，并履行逐级审核程序，防止投机者混入。对于一个刚起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这意味着宁肯慢一点，也不能以牺牲质量换取人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坚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党在频繁的镇压与叛变中还能保持骨干队伍的基本稳定。

与党章相配套，《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绝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离开群众的空想团体”。这段表述，切中当时不少人心态——外国理论可以讨论，但若只是“关门议论”，最终只能变成纸上空谈。

围绕“党与群众”的关系，二大提出了两个看似简单却非常关键的原则：任何党的活动都必须深入群众；每一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表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仅仅在口头上宣称。这种要求，直接影响了随后各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组织方式。

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湖南推动工人夜校、读书会、工人俱乐部，并利用这些组织发动安源路矿、粤汉铁路等罢工潮，其实与二大提出的“走向群众”“培养骨干”思路高度契合。陈独秀后来在三大上评价各地工作时，点名湖南工作“做得很好”，并非客套，而是看到了那种把理论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实践价值。

在这样一套制度和原则支撑下，中共由一个松散小团体，开始向有鲜明纪律和群众基础的政党转变。不得不说，这种转变虽不显山露水，却是此后能够抵抗内外压力的组织前提。

五、统一战线的转折与“西湖会议”的补课

与前面所有制度性成果相比，二大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探索，更带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实际上仍然坚持“党外合作”的路径。另一方面，不到两个月后，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又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作出了“党内合作”的重大调整。

要理解这组反差，需要回顾一大的一个重要决定。1921年一大时，中共在“应否与其他政党合作”问题上，抱持较激进立场，认为当时中国应走类似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不与其他政党派别建立任何关系”。这个看法很快在实际斗争中遇到困难——党太弱，而敌人太强，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想单凭千把人推翻现存制度，显然不现实。

远东会议之后，中共逐渐承认必须与其他反帝反封建力量联合。于是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思想，可以说是从“一概排斥”到“有条件合作”的第一次重大转身。但这种合作被设想为各党各派之间的“外部结盟”，而不是加入其他政党内部工作的“党内合作”。

就在二大闭幕后不久，马林回到中国，专门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奔走。1922年8月29日至30日，由共产国际主持的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上经反复争论，最终勉强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也意味着，二大刚刚通过的联合战线决议，在执行层面被大幅调整，从“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被迫让步”；但从长远看，正是这种合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基础。二大的统一战线思想，和西湖会议的补充决议，加在一起构成了早期中共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两面：一面是坚持独立性，一面是为了更大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而选择合作。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同时又在会前会后周旋，试图争取一定的自主判断空间。这种“既要又要”的姿态，其实正是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丧失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自主设计权。

从后来的历史看，这种张力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在，既带来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不少教训。而在1922年那个夏天，二大和西湖会议做出的这些选择，已经把很多后来的矛盾和发展，埋下了伏笔。

六、从十二代表到“多个第一”：二大在党史上的位置

纵观中共二大，有几个“第一次”，在党史研究中被反复提起，也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是第一次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判断，不再简单照搬外国模式。二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让党的奋斗目标既有远景又有阶段性任务。三是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统一战线思想，哪怕随后走向党内合作，其思想源头仍在那份“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中。四是第一次正式制定党章，建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确立较系统的组织原则与纪律制度。五是第一次较系统地提出对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的要求，使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有了基本制度安排。还有一点常被提及——二大宣言中首次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是一种鲜明自觉的标志。

再回头看辅德里那座石库门。那一年，陈独秀年近四十三岁，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五四风潮中声名大噪，却在这里承担起一个全新的角色——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创立者与理论设计者；张国焘刚过二十多岁，从莫斯科归来，满脑子是国际革命形势与列宁理论；蔡和森、王尽美等人也都还年轻，他们讨论中国革命时的语气，是一种年轻人独有的果决和激烈。

他们也有误判，有激进，有犹疑，但在1922年那几天里，他们确实给这个刚刚诞生的政党安上了骨架，订下了方向。那些关于代表名单的争议，关于毛泽东是否出席的分歧，既说明史料整理仍有空白，也侧面证明当时参与者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安排，会在此后几十年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基本完成创立，在纲领上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在策略上开启了统一战线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探索。这个议程在形式上似乎只是几份文件、几十条条文，但就此以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大体确定下来，各种曲折起落，也多在这一框架内展开。二大在党史上的位置，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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