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疑问时，恐怕没想到毛主席给出的答案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疑惑，更成为红色政权绵延百年的根基。

1945年7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一场深刻对话，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当黄炎培问及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毛主席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这段对话在网络上再次引发千万人热议，人们发现毛主席当年的思考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一、窑洞中的光芒：对历史周期律的回答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的政治力量正在重新洗牌。黄炎培这位历经晚清、民国多个时期的民主人士，目睹了太多政治力量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过程。

在延安窑洞中，他提出了那个深埋心底的疑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的回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执政道路的深层思考。他不是简单地对革命成功表示自信，而是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方案。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的核心在于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彻底确认。

毛主席的人民监督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他认为，人民的广泛参与和监督，能够有效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和权力的腐化。

这一思想超越了传统政治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消极思维，而是将人民视为政权巩固的积极力量。

二、实践探索：苏区与延安时期的监督创新

人民监督思想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早已落地生根。早在30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主席就郑重指出：“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群众性反腐败组织，真正把监督权交给了人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反腐败突击队。这是一支由普通群众组成的临时性监督组织，根据《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突击队可以突然检查某国家机关或企业，揭露腐败现象。

大官僚腐败分子谢开松案便是突击队的功劳。这位中央互济总会的财务部长，官僚作风严重，生活腐化堕落。

突击队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检查，发现他利用职权贪污公款大洋3000余元，私自占有公家金戒指。问题查清后，谢开松被迅速移送法庭，受到严厉制裁。

反腐败轻骑队则主要由苏区青年组成，在苏区反腐败斗争中检举、揭发并协助司法机关查获的大贪污犯和大官僚腐败分子案，占到了同类案件查处量的40%。

另一项创新是反腐败群众法庭，它有权审理不涉及触犯刑事法的官僚腐败案件，可以判决开除公职、登报宣布罪行。

这些探索表明，人民监督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毛主席相信，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才能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三、人民何以监督：理论与制度支撑

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监督思想，有着坚实的理论根基和制度设计。他的观点始终如一：“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

正因为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对权力的削弱，而是对政权合法性的增强。

在毛主席的人民监督思想中，群众监督、党际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构成了三大支柱。这三者相互补充，开云app在线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

群众监督通过工农检察委员会、突击队、轻骑队等形式实现；党际监督则通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与实现。

毛主席早在1941年就指出：“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

新闻舆论监督则通过《红色中华》等报刊媒介实现。毛主席非常重视党报党刊的监督作用，认为舆论监督具有相当大的威慑作用。

这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确保了权力的运行能够时刻处于人民视线之内，防止权力的异化和变质。

四、警惕变质：防止“红旗变色”的远见

毛主席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源于他对苏联特权阶层滋生蔓延的观察，以及对中国革命成果可能被侵蚀的担忧。

他担心中国也会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在1961年，当有人问及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时，他坦然承认有可能，但也坚信后人能够将偏离的方向拉回正轨。

毛主席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更直接地指出：“儿子辈搞修正主义，孙子辈就该造他的反！” 这句话看似激烈，实则反映了他对权力代际传递中可能出现异化的深刻洞察。

他还反复提醒党内同志，不正确的指令可以不执行。这实际上是为人民保留了一个“纠错开关”，防止少数人把革命成果“偷梁换柱”。

这一思想的背后，是对政权本质的清醒认识。毛泽东认为，任何政权如果脱离了人民，最终都会走向衰败。

只有让人民始终保持对政权的监督权，才能确保政权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五、与时俱进：新时代的监督创新

时间推移，人民监督思想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窑洞对”到新时代，监督形式在不断创新，但核心理念始终如一。

当下，“扫码监督”“线上举报”等数字化手段，让群众监督更加便捷高效，成为当年群众监督思想的“升级款”。

这些创新手段将毛主席的人民监督思想与当代技术结合，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监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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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90.6万件次，处分42万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0人。

这些数据生动地说明，群众监督从来不是“摆设”，而是真能揪出问题的“火眼金睛”。人民监督在实践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印证了这一思想的现实力量。

从理论层面看，人民监督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两个答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形成了“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

这两个答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内外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监督体系，为长期执政提供了坚实保障。

六、人民监督的力量源泉

人民监督思想能够穿越时空而不褪色，源于它对几个根本问题的深刻把握。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毛主席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民众参与的变革，难以持久。

他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观点成为了人民监督思想的理论基础。

监督权是人民主权的重要体现。毛主席强调，“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观点将监督权提升到了关系政权存续的高度，使人民监督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群众路线是实现人民监督的根本途径。毛主席指出，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

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人民的意愿能够转化为政策，政策的效果又能够接受人民的检验。

全过程民主是人民监督的制度保障。毛主席时期建立的参议会、人民代表会等制度，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渠道。

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和深化。

这些理论支点使人民监督思想超越了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智慧。

当2025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收的190.6万件次信访举报转化为42万人的处分决定时，这不仅仅是数字。

每一封举报信都延续着延安窑洞中点燃的民主之火，每一次调查都实践着“人人起来负责”的承诺，每一个处分都强化了权力必须为人民所用的信念。

人民监督的思想脉络，从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委员会到智能手机屏幕上的“扫码监督”，不断变换形式却从未改变本质。

正如历史周期律的疑问需要代代回应，人民监督的道路也需要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不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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