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绍兴鲁迅中路一带还保留着不少老屋。那一年，绍兴市委一位干部站在“百岁堂”的青石台阶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开口问身旁的中年人：“王老师，当年表伯回来祭祖，是从哪边进门的？”说话的人，正是56岁的王戍。他沉默了一下，指了指左侧的门洞：“从那边。那天人很多，他先给族里长辈鞠了躬。”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口述整理，源于一个严肃的工作任务：系统整理周恩来在绍兴的亲属情况及访祖资料。谁也没想到，随着王戍一点点回忆，一段被压在心底近四十年的秘密，被缓缓翻开——这位被请来做口述的“表侄”，其实还是周恩来的义子。

这一发现，让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周恩来对子女问题极少提及，社会上更无“义子”之说，绍兴本地此前也无人知晓。追问之下，一段从1907年说起的家族渊源，和1939年春天的短暂停留，重新被拼接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故事起点，并不在1978年，而在清末一个普通的冬天。

一、从“百岁堂”说起：亲缘与记忆的根

绍兴城北偏东一隅，有一座周氏老屋，名叫“百岁堂”。清末以来，这里就是周家宗族在绍兴的一个重要居所。周恩来的嫡堂姑母周桂珍，便生活在这里。

周恩来虽然祖籍绍兴，却出生在江苏淮安。1898年3月，他在淮安诞生时，父亲周劭纲在当地任职，少年时期主要在苏北一带求学、生活。血脉在江南，童年却在淮阴，这种地域上的分离，使得他和绍兴的亲缘，只能在命运的拐弯处重新扣合。

1907年，这个节点非常关键。那一年，周恩来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家中变故频仍。年仅9岁的他，被送回绍兴，寄居在姑母周桂珍家中。这一段时间，后来被很多研究者视为他生命中的一道隐约却重要的台阶：少年离家，背后是家族的安排，也是现实的无奈。

同住在“百岁堂”的，还有比他小3岁的王贶甫。王贶甫的母亲，就是周桂珍；按辈分算，王贶甫是周恩来的姑表弟。而王贶甫的儿子王戍，到了1939年，才17岁，读中学。

童年的短暂相处，为日后的亲情埋下了伏笔。周恩来离开绍兴后，踏上求学、投身革命，辗转天津、南京、法国、苏联等地，逐渐走上中国革命舞台的前列。但对“百岁堂”和姑母这一房，他始终未曾割断牵挂。

这种牵挂，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显得格外真实。

二、1939年绍兴之行：祭祖、讲学与那句“干儿子好不好”

1939年的春天，战局紧绷。1月，武汉失守已过去不久，全国抗战形势异常严峻。那时的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工作地点在重庆、武汉、桂林等地来回奔波。就是在这样紧张的背景下，他于3月底抽出时间，从杭州一线辗转来到绍兴。

3月28日，周恩来抵达绍兴。傍晚，他出现在龙山越王殿的大会上，对当地社会贤达、青年学生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演讲。那是一个动荡年代里极具感染力的场景：灯光并不明亮，人群挤得很密，他却语调平和，层次分明。

他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阐明抗战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他分析国际局势，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又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讲清中共在抗战中的主张：全国一盘棋，军队与民众一起顶住侵略，困难再大也能一点点压下去。这一番话，后来在不少老一辈绍兴人回忆中，都留下印象。

翌日清晨，3月29日，周恩来从绍兴城出发，乘乌篷船沿水路前往周氏祖茔祭扫。这趟行程，王贶甫负责陪同，17岁的王戍也因为学校放假，跟着父亲一道随行。

对这个少年而言，“表伯周恩来”并非一个抽象名字。报纸上、课堂上听到的“周副部长”，突然站在自己面前，既亲切又有些陌生。他一边打量这位亲戚，一边暗暗打鼓：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馆里的表伯”吗？

水路两旁，早春的绍兴还带着凉意。每到一处祖坟，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躬身行礼，再从身上掏出钱交给看坟人。动作不快，却很细致。遇到看坟人询问，他也会停下来问上几句家常。

祭扫结束后，亲友们提议去大禹陵走走。这个安排，意外成为日后那句“干儿子”话头的铺垫。

去大禹陵的路上，王戍显然有些兴奋。他一听到“大禹”两个字，立刻想起自己课本里的故事，忍不住在乌篷船上就向众人复述老师讲过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节，语气里带着少年特有的认真劲。

周恩来听完，笑着接过话头。他没有就故事本身多做渲染，而是顺势补充了大禹在治水之外的历史定位：提到九鼎、提到夏王朝，点出“大禹之后，其子启建立了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一来一回，既给少年补了课，又自然把神话色彩浓的传说，拉回到历史轨道上。等说到“九鼎”时，王戍忍不住追问：“那九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解释鼎的用途，又提到“九鼎象征九州”，算是把大禹、治水、九鼎、九州之间的逻辑，简洁地串在一起。

这个年代的绍兴少年，能接触到的历史知识有限。听到这里，王戍脱口而出一句：“表伯，你知道的比我们老师多多了。”周恩来没有摆出“教导者”的姿态，只是淡淡笑道：“我也是听老师说的，只不过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年纪大，所以知道得多一点。”

这一句半玩笑的话，让船上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对王戍来说，表伯不再只是报纸上的“要员”，而是一个有学问、又有幽默感的长辈。

到大禹陵后，一个小细节，进一步加深了周恩来对这个少年的印象。大禹像身后的拱璧上，画着九把斧头。周恩来看了几眼，故意问身旁人：“这九把斧头，什么意思？”

陪同的人面面相觑，都摇头称不知道。王戍想了想，鼓起勇气回答：“刚才您说大禹铸九鼎，九鼎代表九州。那这九斧，会不会也像九鼎一样，象征大禹治水、疏通九州？”

周恩来听后，显得颇为欣慰，当场予以肯定：“说得对，九斧和九鼎一个意思，都象征大禹治水的功劳。”这几句短短对话，为之后的“认义子”埋下伏笔：长辈欣赏晚辈的聪明和好学，晚辈又对长辈心生敬佩，善缘就在不经意间结下。

当天傍晚，周恩来在姑父王子余家中宴饮，气氛依然融洽。第二天3月30日，他又回到“百岁堂”，与族人共进早餐，对长辈逐一行礼，对同辈、晚辈也是言笑晏晏，完全看不出政坛要人的架子。

就是在这一天晚上的饭后，情势起了变化。

王戍拿到周恩来为自己题写的“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八个字时，心里像点着了火。这在当时的语境里，既是对未来战局的预判，也是对江南抗日战场的展望。一个17岁的少年，看着这几个字，很难不热血上涌。

他拉着父亲走到屋外，小声说：“爸爸，你替我跟表伯说，我想跟他一起去前线打鬼子。”话说得很急，几乎带着冲动，但并非虚张声势。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都有类似想法。

王贶甫听完，既欣慰又有些担心。按辈分，他知道周恩来不会轻易带一个未成年亲属上战场，但也理解儿子的心思。两人回到屋内，趁着话题空档，他向周恩来转达了儿子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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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沉默了片刻，看着王戍稚气尚存的脸，缓缓摇头：“年纪还小，还是要先读完书，这次不能带你去前线。”语气不重，却很坚定。

这句话，对当时的王戍来说，无疑像一盆冷水。他低下头，眼眶很快红了。那个年头，很多青年一门心思想“上前线”，被拒绝自然难免失落。

就在这时，周恩来走近一步，把这个少年拉到身边，“那，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短短一句话，既是安慰，也是承诺。屋里的人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王贶甫连忙应声：“好，好！”其他亲友也纷纷附和，一时屋内气氛很热烈。

认义子的礼节并不复杂。王贶甫让儿子站到周恩来面前，鞠躬行礼，叫了一声“干爹”。周恩来应声受礼，又提笔重写了一幅题词：“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题词里，“慕向”是王戍的字，而“表侄义儿”四个字清晰地写明了这层关系。

写完题词，他又拿出10块银元放进王戍手里，叮嘱道：“要好好读书，学会自己生活。有空，可以写信给我。”语气并不隆重，反而像家常话，却把“干儿子”这三个字，落在了实处。

4月5日，周恩来到达浙江临时省会金华后，又寄出一封信，里面夹了一张自己身着军装的照片。照片背后写着：“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廿八·四·五。”这一串字，后来成为确认这段历史的直接证据。

1940年后，开云app在线由于战事和身份的敏感，周恩来再未回绍兴。这段“认义子”的往事，就此封存在少数亲属的记忆里，没有向外泄露半点风声。

三、隐秘的亲情：不回信、不攀附与十条家规

抗战后期，战火压向东南沿海一线。1940年前后，随着侵华日军的进逼，绍兴地区局势恶化。出于对儿子安全的考虑，王贶甫让王戍南下福建，在祖父王子余的帮助下，到永安一家银行做职员。

在那段辗转岁月里，王戍并未丢下书本。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四年后毕业时，上海已经在1949年5月解放。

新政权建立后，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参加建设。王戍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随后被派到福建工作，长期扎根教育战线。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陆续给北京写过不少信。有些信里，表达对义父的敬仰，有些则只是汇报近况。但这些信，很长时间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在普通人眼里，儿子给“干爹”写信，收不到回信，只能理解为对方忙或遗忘。而在那个政治纪律严明的新中国初期，这一沉默背后，实际上有更深的考量。

周恩来对亲属问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自我约束。他专门为家人制定了“十条家规”，其中包括不许利用亲属关系谋私，不许向中央提任何特殊要求，不许炫耀与他的关系等。对亲戚的生活困难，他会适度给予资助，但在工作、晋升、政治前途上，则坚决不搞“特殊照顾”。

20世纪50年代初，“百岁堂”因房产税问题陷入困境，周家这一房经济状况紧张。得知情况后，周恩来先后两次寄款，数额不算巨大，却解决了燃眉之急。1953年，亲属就“百岁堂”房产税再去信，两个月后钱款就寄到绍兴，办事干脆。

1954年，周恩来又从自己积蓄里拿出300元，托在北京开会的王贶甫转交给堂叔周尚麟，帮他渡过难关。可以看出，对亲属基本生活，他并不吝啬，甚至颇为细致。

反过来，有的亲属却难免心生别念。1956年，一位堂叔专程来到北京，请求周总理给自己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要求，在当时也不算少见，很多人都认为既然是亲戚，总能得到一点便利。

周恩来当面并未驳斥，而是安排这位堂叔住在国务院招待所，食宿费用一律公家报销。待对方情绪稳定，他通过六伯父周嵩尧转话：“还是回绍兴登记就业，由当地政府安排，靠自己生活。”态度很明确，亲情可以照顾生活起点，不可以当作谋取职位的捷径。

这番话最终让那位堂叔打消了念头，老老实实回绍兴谋生。周恩来对家族成员的态度，大致可见一斑。

1952年起，王贶甫已经担任绍兴市副市长。身居要职，却在家中反复叮嘱子女，绝不能在工作中提及与周恩来的关系。填表入团、入党、评职称，一律不许写“有哪位高级亲属”的内容。连自家电话，都不许孩子随意接打，生怕给人留下“仗势”的印象。

1957年，他更是带头将祖辈珍藏的书画、地方志等文物，无偿捐给国家。其中就包括周恩来早年为他题写的“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这幅题词。把这幅具有纪念意义的墨宝也一并上交，可见其态度之坚决。

1959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民主党派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王贶甫作为地方代表，再次进京。在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周恩来端着酒杯在各桌间走动，到了浙江代表席前，猛然问道：“老表在哪里？”这声“老表”，说得很自然，却让不少与会者一愣。

王贶甫立刻站起，向表哥敬酒问候。周恩来转向身旁的陈云等中央领导，说：“这就是我的绍兴老表。”说完也没有再多话，只是举杯一饮而尽。

几天后，周恩来特地把王贶甫约到中南海家中吃饭，详细询问家庭情况。谈话间，对王家子女从不打着“亲戚”旗号办事的作风，他表示满意。那次会面之后不久，王戍从父亲口中，听到了一个解释：之所以给他写的那些信一直没有回，是因为一旦有通信往来，身边的人难免会知道他这个“义子”的存在，这可能对他的工作、政治前途都不利。

在那个年代，“与中央领导有特殊家庭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负担。王戍听完，才真正懂得，义父的沉默背后，并不是冷淡，而是高度自律下对亲属的一种保护。

从那以后，“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这条家规，他和家人一直谨慎遵守。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总理的义子，直到1978年，才被绍兴本地的官方档案工作者所“发现”。

四、无声的传承：战火年代的抉择与后半生的选择

再把时间线往前拨回去一点，可以看到王氏父子的另一面故事。

1939年周恩来来绍兴时，给王贶甫题的那幅字“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并非客套话。当时王贶甫在绍兴大明电气公司与华光电灯公司共管处任职，属于地方工商界人士。受这幅题词影响，他在抗战期间倾向支持国共合作，公开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出任绍兴越王镇镇长。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的一些政策，让基层官员心生不满。他很快辞去职务，回到实业岗位。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逼近浙江，绍兴局势紧张。为了避免城市因军事冲突遭受严重破坏，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王贶甫以绍兴县商会为主，组织各界人士成立“绍兴各界临时救济委员会”，自己担任副主任，通过协调各方力量，为保护这座古城付出不小精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经理。1953至1954年间，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既是原有管理者，又要接受新的制度。1954年12月，他继续留任经理；而从1952年起，他还兼任绍兴市副市长，肩上担子很重。

这种身份下，对亲属关系反而更加敏感。任何一点“小道消息”，都可能被放大解读，这让他在为人处世上格外谨慎。一方面，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与周总理的亲戚关系；另一方面，也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不走后门，不求照顾，宁肯把纪念题词交公，也不留在自家当“资本”。

至于王戍，上海交大毕业后到福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既没有因“义子”身份得到任何“特殊关照”，也没有给组织提过与总理有关的请求。他对父亲那句解释——“总理不回信，是为你好”——理解很深，也付诸了行动。

1978年，当绍兴市委决定对周恩来在绍兴的亲属关系和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时，自然想到请这位早年陪同祭祖的表侄回乡协助。市里派人给福建有关部门打报告，说要邀请“王戍同志回绍兴作历史口述”。当时负责联络的人，多数还不知道这层“义子”身份，只认为是“周家亲戚，知情人”。

等到在“百岁堂”屋里，大家围坐一圈，听王戍从1939年的乌篷船讲到大禹陵，从“冲过钱塘江”讲到“乘长风破万里浪”，再拿出那张背面写着“表侄义儿”的照片时，这段被压在记忆底部的亲缘，才算有了正式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王戍从未在公开场合、自我介绍、材料填写中提过“周恩来义子”这五个字。要不是党史资料整理需要，他本可以把这段往事一直放在心里，带进墓碑之下。

从这一连串事实拼起来，能看到一种颇为罕见的关系模式：革命领袖对亲属并不刻意“切割”，在情感上照顾，在生活上适度资助，但在政治与用人上，却竭力保持距离；亲属这边，则主动不靠近、不打扰、不炫耀，宁肯少得一点关照，也要避免给对方添麻烦。

就像1939年那晚“干儿子”的认定一样，气氛很热烈，感情很真切，却没有成为日后获取任何实利的凭证。1940年以后，战火愈烈，局势多变，这段关系更向着“慎言”、“避嫌”的方向延伸。

这一点，从周恩来为亲属拟订“家规”就能看得出来。其中第九条明确要求：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王戍的经历，恰好是这条家规在现实中的一个长期实践案例。

1978年的那次口述结束后，绍兴方面把照片、题词、口述材料一并整理入档。至此，一段原本只存在于家庭记忆里的隐秘亲情，才在纸面上留下清晰的痕迹，成为研究周恩来生平时一个颇具人情味的细节旁证。

从1907年那个寄居“百岁堂”的九岁少年，到1939年乌篷船上解说九鼎的大人物；从“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题词，到“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寄望；从抗战烽火中的短暂停留，到建国后对家族的严规约束，这条线索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却呈现出一种颇为罕见的分寸感。

亲情还在，规矩在前。表兄弟、表侄、义子，各安其位，各守本分。三十多年间，秘密并非出于刻意隐瞒，而是出于一种自觉的克制和对大局的尊重。

等到“表伯”离世多年，这段故事被重新讲起时，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任何功利算计，只剩下当年的那声“干爹”，和照片背后的几行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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