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登平

开州（今重庆市开州区）地处渝东北三峡库区与秦巴山脉交汇地带，其“巴蜀咽喉、秦巴门户”的历史地位，是地缘交通禀赋与千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功能深度耦合的产物。从空间维度看，它是长江流域与秦巴山区的衔接点、巴蜀盆地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带，形成“陆路+水路”复合型交通枢纽；从价值维度看，既是宋蒙战争“巴夔西土之喉衿”的军事锁钥，也是巴、秦、楚文化互融共生的“活态标本”，更是南北物资转运、文明互鉴的核心廊道。这一地位贯穿先秦至明清，非后世附会，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区域发展中的典型具象，其形成逻辑与传承脉络，为当代区域发展提供了深厚历史滋养。

一、 地缘与交通：枢纽地位的先天根基

（一） 天造地设格局

开州介于东经107°55′48″～108°54′、北纬30°49′～31°41′之间，恰好坐落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大巴山南麓与长江三峡西端的“三角交汇区”，

北倚大巴山天然屏障，南濒长江支流彭溪河（小江）黄金水道，东连巫溪、云阳，西接达州，北邻陕西镇坪，南靠万州，形成“三山夹两河”的独特地貌。这种格局使开州成为秦巴山脉与巫山山脉过渡地带的天然咽喉——大巴山横亘北部，割裂中原与巴蜀，而境内东河、南河河谷却开辟出穿越山体的天然通道；南部彭溪河则串联川东腹地与长江干流，构建起“北山南水、双向贯通”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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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家蓝勇在《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明确指出，开州是秦巴古道体系中“承启三秦、贯通巴渝的关键绳结”，这一论断并非主观臆断，而是由其不可复制的山河形势所决定。相较于周边万州、达州等区域，开州既无高山阻断南北，又无水道隔绝东西，成为中原入蜀、巴蜀北上的必经之地，为枢纽地位奠定了先天基础。

（二）二“工”字型交通

开州并非单一道路节点，而是以“一纵一横一水运”构建的“工”型交通网络核心，形成全方位辐射的运输格局。纵向动脉为荔枝道（子午道支线），并非仅为唐代驿传荔枝的“皇家专线”，而是整合秦汉巴山古道形成的复合型通道，自涪陵经万州、开州、通州至长安，全程2240里，是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北上关中的主干道。开州段经温泉镇、黄角垭、灵官庙等驿站，既是官驿大道，也是盐茶贸易的经济动脉，考古发现的温泉镇驿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商旅器物，印证了其繁华。

横向纽带为开杨古道，西连达州、东至万州，是唐代贬官、文人入蜀的重要通道，韦处厚赴任开州刺史即经此道。宋代以后，古道成为川东与川北物资转运关键线路，清代仍保持“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的盛况，现存古道遗迹宽1.2-1.5米，部分路段保留青石板铺砌结构，见证了千年交通史。水运核心为彭溪河，作为长江一级支流，串联开州境内东河、南河，上溯至秦巴山区产盐重镇温汤井，顺流直入长江。《水经注》明确记载其“东南流，经汉丰县东”“南注于江”，先秦至秦汉承担巴人物资与军事运输，唐宋至明清成为川东盐业与农副产品核心运输线，汉丰湖水下考古发现的宋代商船残骸，佐证了其水运繁荣。

（三）贯通南北要冲

唐代贞观年间，开州段交通体系经大规模修缮拓展，形成洋万涪道、洋渠道、荔枝道三条主干线，统称“洋巴古道”，开州作为三条线路的交汇枢纽，成为黔中郡及三峡地区北上关中的唯一通道。《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洋万涪道“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虽路线迂回但承载量大，是官方贡赋与民间贸易的核心通道。从区域交通网络视角看，周边万州、云阳、涪陵、忠县北上需取道开州，甚至黔州、播州、思州、夷州的贡物与商旅，也需经开州转运至长安，形成“万水朝宗”的交通格局。

这种枢纽地位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融入全国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唐代驿站制度中，开州驿站被列为“次边驿”，配备驿马30匹、驿卒50人，远超普通州县驿站规格，足见其战略重要性。北宋时期，开州驿站年均转运贡物达500余担，商旅流量日均超200人次，成为川东地区南北交通的“中转站”。

第二章 军事与战略：乱世争锋的锁钥之地

（一） 先秦博弈：巴楚秦交融的前沿阵地

开州的军事战略价值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凸显，春秋时期属巴国核心辖区，是巴楚两国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周匡王二年（前611年），楚、秦、巴联合灭庸后，开州纳入巴国版图，但楚文化影响仍未消退，余家坝巴人墓地考古发现的楚式高柄豆与巴式圜底罐叠压层，清晰展现了两种文化的共存与冲突，其中楚式器物占比达28%，印证了巴楚交锋的历史。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开州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在此设置盐官，既管控经济命脉，又强化军事防御，形成“以盐固防、以防控疆”的战略格局。秦末汉初，刘邦为平定三秦，在开州招募賨人（巴人一支），賨人以善战著称，其“前歌后舞”的巴渝舞成为汉军破敌重要助力。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开州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更开启了巴文化北传中原的先河，余家坝墓地出土的秦代军用青铜剑，刻有中原铭文与巴人纹饰，是秦巴军事文化融合的实物见证。

（二）宋蒙战争

宋蒙（元）战争是开州战略地位的巅峰时期，从1237年蒙古军队首次攻入开州，到1275年最终陷落，近40年间开州城先后5次易手，成为双方拉锯争夺的核心战场。蒙古降将杨大渊在《谏取蜀策》中提出“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据夔必先守开”，直接点出开州的战略层级——作为夔州（今奉节）北部屏障，守住开州就能切断南宋四川与京湖地区的联系，成为决定川东战局的关键。

《元史・杨文安传》详细记载了开州争夺战的惨烈：1262年，蒙古阆州元帅杨文安与宋将“硬弓张”大战于开州大通，擒获统制陈德；同年冬，元军袭破开州后被宋军收复；1266年，杨文安再遣兵略开州，擒宋将陈俊；1275年，元军最终破城，知州赵章被俘，守将韩明父子战死，而开州陷落不到20天，达州知州鲜汝忠即献城投降，印证了杨大渊的判断。为争夺此地，双方在古道沿线修建12处关隘、18座烽火台、23处防御工事，现存雪宝山关隘遗址占地约1200平方米，城墙残高3.2米，采用“一顺一丁”砌法，是宋蒙战争川东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2013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 明清防御

明清时期，开州军事功能逐步弱化，但仍为川东重要的边贸与防御节点。明代正德年间，开州作为夔州府防御川东匪患的前沿阵地，修建城墙周长3.5公里、高6米，设四门城楼，现存西门城墙遗址仍可见当年防御格局。清代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军曾在开州南天洞、火焰坝与清军激战，南天洞遗址现存战斗遗迹数十处，出土大量清代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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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到来，开州成为渝川陕边贸集散地，满月镇“一脚跨秦巴、一月照千峰”的称谓，正是其边贸枢纽地位的生动写照。据清乾隆《开县志》记载，当时开州汉丰镇、温泉镇形成规模性边贸市场，日均交易额达白银千两以上，交易商品涵盖食盐、茶叶、药材、丝绸等，成为南北物资交换的核心场所。

第三章 南北互通中枢

（一） 盐业经济支撑枢纽的核心产业

开州经济的核心支撑是盐业，而盐业发展与其中转枢纽地位深度绑定，形成“以盐兴贸、以贸固枢”的发展格局。早在汉代，开州彭溪盐泉（后称温汤井）已被开发利用，《汉书・地理志》记载朐忍县（含今开州）“有盐官”，说明盐业已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考古发现的汉代盐井遗址，保留有卤水提取、熬制的完整设施。

明清时期，温汤井盐场进入鼎盛阶段，有“九井十八洞”之称，年出产食盐达1.2万吨，占川东井盐总产量的18%，位列川东盐场前三。盐商通过秦巴古道开州段，以肩挑背驮、马帮运输方式，将食盐运往陕西汉中、湖北十堰等地，年运销量达8000吨以上，形成“盐走秦巴、货通天下”的商贸格局。这种大规模盐业贸易，不仅使开州成为川东经济重镇，更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换，盐商在运盐途中，将中原丝绸、茶叶与荆楚药材、瓷器带回开州，温泉镇明清盐商宅院遗址中，出土的湖北青花瓷、陕西丝绸残片，印证了这种跨区域贸易往来。

（二）茶马互市：文化交融的经济载体

除盐业外，茶叶是开州通过秦巴古道外销的重要商品，其中龙珠茶因品质优良，自唐代起被列为贡品，天宝年间年进贡量增至800斤，均经荔枝道运往长安。宋代以后，茶马互市兴起，开云app在线体育官网开州茶叶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龙珠茶马古道作为重要分支，起于敦好镇龙珠村，经温泉镇、雪宝山镇，北上连接陕西汉中茶马古道，全长约80公里，现存古道遗迹中，仍可见茶商歇脚的驿站、储茶的窑洞。

这条古道不仅承担运输功能，更推动了文化交流：开州竹枝词、龙舞随茶商传播至中原，中原诗词、手工艺也传入开州。2010年温泉镇发现的南宋窖藏龙泉窑瓷器，出土青瓷碗、盘、瓶等器物12件（套），均为浙江龙泉窑精品，经考证为茶商贸易途中储存的商品，充分说明开州段是南宋时期西南与江南地区文化、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三）移民中转：重塑格局的人口枢纽

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潮，进一步强化了开州的中转枢纽地位。明末清初战乱使开州人口锐减，咸丰年间《开县志》记载：“国朝顺治初，张献忠复入蜀，屠杀无算，靡有子遗，开县人民所存仅止数姓而已”。清政府颁布《招民填川诏》后，湖广、江西、广东等省移民纷纷涌入，开州因“上通三秦、下达巴渝”的交通优势，成为移民重要落脚处与中转站。

据史料统计，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经开州中转的移民达10万余人，其中约3万人定居开州，移民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与教育理念，快速恢复了开州经济。汉丰镇现存的五省六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等），建筑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会馆建筑融合了各地风格，既是移民同乡互助的场所，也是开州作为移民枢纽的历史见证。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重塑了开州的经济与文化格局，为后续举子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多元文化与交融

（一） 考古遗存印记

开州的文化交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有坚实考古证据支撑，余家坝巴人墓地作为三峡库区最重要的巴人墓葬群之一，成为“秦巴楚文化交融活态标本”。该墓地于2000年首次发掘，2003年、2018年补充发掘，累计发掘面积4.2万平方米，清理墓葬136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1200余件（套）。

考古研究表明，墓地呈现巴、秦、楚三种文化因素共生特征：巴式柳叶剑、虎纹戈等兵器，印证巴人“尚武好战”特质；秦式青铜俑、中原式陶器，体现秦统一后中原文化深度渗透，秦式器物占比达35%，高于三峡地区其他巴人墓地；楚式高柄豆等器物，保留楚文化影响。红园乡明红村汉墓出土的秦式青铜俑与巴式甑，共存于同一墓葬，清晰展现战国后期至汉代秦巴文化“共生共存、互融互鉴”的历史图景，为研究区域文化融合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二） 贬官文化植入载体

唐代贬官文化是中原文明植入开州的关键载体，韦处厚与唐次两位贬官，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人物。韦处厚于元和十三年（818年）被贬为开州刺史，在任期间创作《盛山十二景诗》，描绘开州自然风光，传递中原士大夫精神追求，韩愈为其作序，白居易、元稹、张籍等京城文人纷纷唱和，使开州文化声名远播长安。他还设儒学署、建学宫，开启开州崇文重教历史，元和十四年离任时，开州人民倾城相送，正月初九登高遥望的习俗延续至今，成为开州核心民俗。

唐次于贞元八年（792年）被贬为开州刺史，任职十二年，与友人僚属唱和编为《盛山唱和集》，既传播中原文学，又融入本地文化，与巴人高僧清公、禅师柳律结为“方外交”，推动佛教与儒家文化融合。贬官文化的植入，使开州摆脱了“蛮夷之地”的标签，逐步成为川东文化重镇。

（三）文化融合的鲜活表达

开州民俗信仰是巴、楚、秦文化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跳端公（傩舞）最具代表性，起源于原始傩祭，脱胎于战国楚国巫舞，兼具巴楚文化遗风。开州自古崇信巫术，早年家家户户跳端公是普遍现象，如今虽形式简化，但仍保留卜卦跳巫传统，成为巴楚文化传承的活化石，2014年被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开州瑞兽金狮，融合巴人板楯蛮“前战后舞”习俗与中原狮子舞元素，造型既显巴人勇猛，又含中原祥瑞寓意。正月初九登高习俗，既源于韦处厚离任送别的中原士大夫情感表达，又融入巴人祭祀山神的本地巫文化元素，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每年登高活动参与人数超10万人次，成为开州最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

（四）文明融合的智慧结晶

开州举子文化是中原文化与移民文化融合的结晶，彰显“开明开放”的人文精神。明清时期，开州文教事业达鼎盛，清代道光朝出现“四进士”（陈坤、陈昆、李宗羲、沈西序）的科举高峰，1895年“公车上书”中，开州有6名举人参与，数量居川东之首，“举子之乡”美誉由此确立。

这一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韦处厚开启的崇文重教传统，也源于移民文化的推动——明清移民带来先进教育理念与师资力量，罗珍（字佛崖）执掌盛山书院期间推行的教学改革，直接催生道光朝科举高峰。盛山书院作为开州最早官学遗址，如今成为举子园核心部分，留存的科举匾额、典籍，见证了开州重教尚学的传统，也印证了文化融合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五章 文献佐证的枢纽定位

（一）正史方志明确记载

开州“巴蜀咽喉、秦巴门户”地位，在历代正史与地理总志中多有明确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37）记载：开州“北取通、洋两州路至长安一千四百三十里”，“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二百四十里”，既明确其交通枢纽地位，又将其视为连接巴蜀与中原的关键节点。《元和郡县图志》（卷30）记载涪州“从万州北开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此处“万州北开州”路线，正是荔枝道核心段，印证开州在区域交通中的核心作用。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州土贡“白纻布、柑、芣絪实”，《宋史・地理志》将开州列为夔州路重要州郡，虽未直接描述枢纽地位，但从贡赋流向与行政层级，间接印证其重要性。清乾隆《开县志》明确记载：开州“水陆所辏、货殖所萃”，“上通三秦、下达巴渝”，直白点明其中转枢纽属性。

（二） 名人题咏的生动诠释

开州的地方志与名人题咏，进一步补充了正史记载。明代诗人陈昆《小桃溪馆诗钞》中“两岸人家唤得应，以渔为业屋层层。宵来斗长三篙水，午饭香时处处罾”，描绘了彭溪河航运盛况，间接印证开州水运枢纽地位。清代诗人张问陶《开州道中》“秦巴分险处，此地控咽喉”，直接点明开州“咽喉”地位，成为后世引用最多的佐证。

此外，唐代白居易《答韦处厚》、元稹《寄韦处厚》等诗作，均提及开州的交通与文化盛况，从文人视角印证了开州作为南北文化交流枢纽的历史地位，为研究开州千年枢纽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

枢纽逻辑与当代价值

（一）历史逻辑

开州“巴蜀咽喉、秦巴门户”地位的形成，是天时、地利、人和协同作用的结果。地利是基础，独特的山河格局使其成为中原进入巴蜀的天然孔道，不可复制的地理禀赋的奠定了枢纽地位的根基；天时是推手，秦汉统一、三国对峙、唐宋盛世、宋蒙战争等历史阶段，均将开州推向战略前沿，使其枢纽价值不断凸显；人和是核心，巴、秦、楚文化的交融，贬官文化的植入，移民文化的重塑，形成“开明开放、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反过来强化了其枢纽功能。

从先秦巴楚交锋到秦汉郡县设置，从唐宋驿道繁荣到明清移民融合，开州的枢纽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巩固并升华，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二）当代价值

进入当代，开州的枢纽地位并未因现代交通发展而削弱，反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万达开统筹发展战略背景下，焕发出新活力。现代交通网络的完善，使开州从“内陆腹地”跃升为“开放前沿”：成达万高铁、渝西高铁加速建设，结束开州“手无寸铁”历史，融入全国高铁网；开城、巫云开高速拓宽北向通道，形成“8射1环线”高速路网，实现万达开半小时通勤；开州港联动万州新田港、达州无水港，打造川渝东出智慧物流港，通江达海优势凸显。

同时，开州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挖掘与传承：举子园、盛山书院、汉丰湖等文化地标，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秦巴古道开州段申遗工作有序推进，试图将千年枢纽的历史价值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源。2023年，开州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实现文旅收入86亿元，历史枢纽地位转化为当代发展优势。

结语：

开州“巴蜀咽喉、秦巴门户”的历史地位，是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巴楚交锋、秦汉统一、唐宋繁荣、宋蒙战争、移民融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从古代的交通咽喉、军事锁钥、商贸中枢、文化熔炉，到当代的开放前沿、文旅胜地、区域节点，开州始终坚守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核心功能。

今天的开州，以“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人文精神，在新时代浪潮中重新定义枢纽地位。其千年传承的枢纽基因，既为当代发展提供了深厚历史底蕴，也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开州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将永远镌刻在中华大地之上。

发布于：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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